法理研析 | 張啟明:功利的法律觀是法治的“新冠狀病毒”

時間:2020-04-24 來源: 作者:張啟明 瀏覽: 打印 字號:T|T
  2020年3月3日,京都刑事辯護研究中心在田文昌律師的倡導下召開了題為《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區分人治思維與法治思維的界限》的線上研討會。來自京都所近200位執業律師和工作人員參加了此次研討會。其中,30余位律師就其中14個子話題發表了精彩論述。刑訴部高級合伙人張啟明律師的研討主題是:個人利益與公平意識,本文根據張律師的現場發言綜合整理。

  從公冶長的冤案說起

  提到“公平”一詞,似乎是舶來品,它或者存在于皮埃爾·勒魯的《論平等》中,或者出現在約翰·皮爾斯的《正義論》里。高唱仁義禮智信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似乎一直與“公平”二字無緣。

  其實不然。

  《論語中》中有這樣一段:“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云渥悠拗??!币馑季褪钦f,孔子說公冶長這個人,雖然坐過牢,但那不是他犯的罪,我要把女兒嫁給他。

  案件的經過是這樣的,原來公冶長這個人能聽懂鳥獸語言,一日公冶長回到魯國邊界處,聽見鳥兒在互相招呼前往清溪食死人肉。又走了一段,公冶長看見一個老太太在路上哭,一問才知道,原來老太太的兒子出門已經超過48小時未歸。公冶長就告訴了老太太鳥兒爭相去清溪吃人肉的事,老太婆到清溪后發現死者果真是自己的兒子。如果沒殺人怎么知道尸體在清溪呢?在這一“嚴謹”的邏輯論證之下,公冶長被列為頭號嫌疑犯抓捕到案,無辜關押了六十多天后釋放。

  一個熱心且好學的青年,因為自學了一門外語,卻給自己招來了牢獄之災。他的冤獄引起了孔子的不滿,公冶長因禍得福成了孔子的女婿。儒家雖然沒有直接倡導公正,但公平的觀念存在于觀念和言行之中。

  呼格吉勒圖冤案

  在公冶長冤案之后,作為中國人行為準則的《論語》并沒有直白地告訴大家:看到尸體別報案,只是隱晦地講要“木訥”、“言不可以不慎也”。以至于二千五百年后,在呼和浩特市“公冶長式的悲劇”再次上演。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紡廠家屬區女廁所內,一名女子被強奸殺害。適逢內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圖當晚與同事吃完飯后,到過該女廁所,發現女尸后叫同事一起報警。如果沒殺人又怎么知道尸體在女廁所呢?在同樣的邏輯推導之下,辦案警官馮志明憑借“豐富”的辦案經驗,認定呼格吉勒圖有重大嫌疑并順利獲得了有罪供述。5月23日,一審判處呼格吉勒圖死刑。6月5日,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定讞。6月10日,呼格吉勒圖被執行死刑。

  呼格吉勒圖在六十二天的時間里走完了“高效的”偵查、審查起訴、一審、二審全部的刑事訴訟流程后,卻迎來了與公冶長截然相反的命運,將生命永遠定格在17歲。

  直到2005年,背負多條人命的趙志紅落網,供述了自己九年前第一毛紡廠家屬區女廁所內的奸殺罪行,呼格案真相大白。

  一邊是真兇趙志紅強烈要求償命,另一邊是呼格吉勒圖的父母九年間不斷的申訴,翻案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法律像一堵鋼墻,冰冷地屹立在那里,豈是 “殺人犯”呼格吉勒圖的父母——這一對平民百姓所能撼動的。

  呼格案的再審,離不開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的記者湯計歷時九年的不懈努力。趙志紅落網后,湯計根據采訪了解的情況,針對呼格案寫了第一篇內參。隨后,呼格案復查組成立了一個又一個,復查了一次又一次,會議開了一場又一場,始終未能啟動再審。直到2006年11月28日,趙志紅案進入審判程序且不公開審理,10條命案起訴了9條,唯獨涉及呼格案的女廁所奸殺案沒有被公訴,如果趙志紅再被殺掉呼格案絕無翻案的可能,湯計隨后八年的時間里鍥而不舍地再發四篇內參,終于在2013年迎來了呼格案的再審。

  作為一名普通記者的湯計,在長達九年的時間里,以自己的筆作為武器執著地向個案不公這個風車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沖鋒。

  談個人利益與公平意識

  回到我們的主題,談一下個人利益與公平意識。

  我們看公平重要嗎?重要。因為遭受不公,呼格吉勒圖才無辜地被剝奪了生命,全家人的命運從此被推入深淵。公平是社會的“水平儀”,是人性的 “定盤星”。如果司法不把公平作為終極價值,如果法律人不將公平當成最終目標,司法就會陷入盲動的怪圈,法治也就會成了空中樓閣。

  別人的公平對我重要嗎?同樣重要。孟德斯鳩說:“對他人的公正就是對自己的施舍?!比绻晞e人的公平,無異于將他人赤身裸體置于新冠狀病毒的空氣之中,傳染到你我只是時間問題。因為,在“無知之幕”打開的一刻,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就死的呼格。所以湯計作為一名普通記者,在九年里以愚公的精神干成了名垂青史的功業,這些為民請命的人,這些舍身求法的人,可以堪稱“中國真正的脊梁”。

  別人的公平與自己利益相關時還重要嗎?當然重要。雖然別人的公平可能成為你年終考核數據百分比中的一個分子,可能是你超強辦案能力的一個佐證事例,也可能是你事業進步階梯下的碎石子,或者是掩蓋你的淺薄與顢頇的一塊遮羞布。那么,在蠅營狗茍的名利場,每個人都懷揣著得與失的計算器,在利益的微積分算法之下,別人的公平在我的利益天平上到底能值幾毛錢?比如呼格案的辦案人員,1996年當時辦理特大案件所獲得的贊譽和獎勵,能否能延續到2013年呼格案翻案之時?

  法律人的功利的法律觀是公平的最大的敵人。不可否認,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法律制度,錯案都如影隨形地伴隨著司法?!捌粕街匈\易,破心中賊難”,當一個案件如同呼格案雪崩之時,勇闖天涯的每一片雪花,在內心深處是否都有功利的法律觀在驅動?在名目繁多的業績指標、考核數據及利益交錯所形成的土壤之下,功利的法律觀就如同化肥,創造著畝產上萬斤的神話。

  功利的法律觀就是當前的 “新冠狀病毒”,它是那么的隱蔽,無聲無息間將你傳染;它的傳染性是那么強,通過利益的媒介,瞬間在各個群體中傳播;即便個別人能夠幸運的痊愈,但對整個國家、社會而言破壞性又是極大。

  即便是孔孟時代,也無法避免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圣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唯有堅定不移地推行法治,才能真正建立起對功利的法律觀的 “聯防聯控”,將功利的法律觀驅逐;唯有不斷培養法治思維,提高法律意識,才能增強個人面對各種利益的免疫力。